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

守卫武吉布朗之揭开封尘旧事(一)


守卫武吉布朗之揭开封尘旧事(一)

守卫武吉布朗之封城分成四部分


1守卫坟山


2革命维新


3封尘旧事


4风土旧貌


以下为守卫坟山之简介


守卫坟山
“在武吉布朗,即使一个不起眼的墓碑,背后也可能隐藏一个大时代的动人故事,它所蕴藏的不是骨骸与碑石,而是五彩斑斓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共同的记忆。”
——又名“重新探讨武吉布朗的价值”,于2012年7月10日在Blogger部落格发表
“武吉布朗位于麦里芝蓄水池以南,连同毗邻的坟山形成华人大坟山。2011年,政府决定开辟穿越坟场的新道路,这引发民间组织展开抢救频临消失的历史,在无意之间拼凑出武吉布朗惊艳的一面。”
——刊登于2014年12月第21期《华裔馆》月刊
“近期各地掀起一股探墓热潮,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氵月” 墓碑。不久前笔者在乌敏岛也发现三座,这里就重新梳理新加坡的“氵月”墓。”
——刊登于2017年10月14日《联合早报》
    从新加坡“明墓”看义兴公司
“义兴公司是本地秘密会社,曾策划和参与多场在中国的起义,具有浓烈的反清复明意识,他们生为大明朝的人,死为大明朝的鬼。虽然有些刻意隐藏身份,但有些则不介意公开,他们在墓碑也冠上‘明’字,形成一股独具特色的会党文化。”
    快乐山庄主人布朗先生
“在槟城的基督教坟场内,有座以‘新加坡长久居民’自居墓碑,那就是布朗先生。他在年轻时和妻子来到新加坡,联手开辟快乐山庄,并在此度过大半生的。”
“余秋雨描写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让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知晓了这个原本连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然而余秋雨在文中把墓碑上的“信女”当成了妓女,这是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
——刊登于2014年4月4日《联合早报》
    武吉布朗之吾国吾民
“对国家的爱,始于对国家的了解,武吉布朗有许多国人的集体记忆,具有凝结民心的功能。不少墓主都是经历艰辛打拼的早期南来华人,他们足迹踏遍东南亚,曾参与地方性发展,是贯连东亚和东南亚诸国人民情谊之处。武吉布朗是众人故事的汇集处,了解新加坡的一部史书。”
    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
“武吉布朗是全球少数仅存的二战战场,也是马来亚战役最后的一场激战,守卫军未曾被击败,但却在战地被令投降。每个国民都应该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并将这场战役之教训传承给后人。”
——刊登于2014年3月17日《联合早报》
“提起周玉龙中医师,或许有些人不晓得,但许多人知道武吉布朗彩色锡克卫兵的坟墓,这对巡城守府的锡克卫兵可以说是武吉布朗的地标。其实锡克卫兵在上世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向南洋、香港、金门、中国威海等地传播。”
    反共先锋王振玉
“十月革命,俄罗斯民兵夺取政权,震惊了世界列强,他们军援白俄罗斯企图夺取政权,但红军最终胜出并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提防共产主义在殖民地散播,一位来自上海,原籍东北不韵英语的华人,在特务机构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战前最高级别的华人警察。”
“近几年来,各地掀起一股坟墓热潮,开启了在坟场探索历史名人之风气。因本地的旧报章已经数据化,如果寻获一些报道,加上一些历史书籍辅助,就可轻易还原个人生平或家族历史,个个俨然都是专家。然而如果引入档案史料解读,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
——刊登于2017年9月22日《联合早报》

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本地戏院与辛亥革命





林志强
武吉布朗资深导览/本地历史研究员
早报2017-10-26
侨为革命之母,辛亥革命成功之前,新加坡曾出现一股推翻满清的革命浪潮。演说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渠道,戏曲也起着重要作用,戏院更成为宣扬革命的平台。在重温百年前这场革命之余,也略谈和本地戏院相关的革命事迹。
1908年1月11日,汪精卫在新舞台进行首场演说。当晚门外遍缀生花,楼上高竖汉帜,大会主席林义顺登上讲台高唱革命万岁后,随即介绍演说员,同台演说的还有同盟会的林航苇和魏仁同。汪精卫是位天才演说家,引得群众感情激昂,听者任其擒纵;当他踏上讲台时,满堂鸦雀无声,每逢精彩之处,掌声如雷而起。
同年3月15日,汪精卫再度在新舞台演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派一连三晚在新舞台为阵亡烈士筹募抚恤义款,上台演说的有振武善社的陈树南、中华女子学堂校长余岱宗和陈章甫。新舞台就是哇央街21号的升平园,即珍珠大厦现址,这所戏院相信建于1881年前后。
1909年3月,志士班振天声在梨春园上演改良式粤剧《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粤剧最初是以参杂官话的粤语演唱,俗称戏棚官话。在陈少白等人的努力下,编写大量具有革命意识的粤剧,并改为通俗粤语演唱。因语言浅白,观众更能体会剧情而留下深刻印象,革命种子就在民间滋长。同年12月31日,振武善社林航苇再次组织铎民社,为振武善社筹款演出。梨春园位于史密斯街36号,在1883年已经存在,目前的建筑是戏院东主林路在1897年所建。
改良式粤剧在本地深受欢迎,继梨春园之后,振天声再度受华里园和乐怡轩(小桃源)之邀请,二度在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演出。当时陈楚楠看了振天声演出后,并把戏票当作珍贵纪念品,一直留在身边。这就是阿拉伯街口对面的同乐戏院,阿拉伯街俗称爪哇街,因此称为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同乐戏院是钟坤成在1907年所建,现已成为莱佛士医院的一部份。
孙中山的日籍挚友梅屋庄吉在1904年来到新加坡,最初在美芝路硕田旅馆附近开设梅屋照相馆,他想做电影院生意,一些革命同志伸出了援手搭起戏院。有关这家戏院的资料非常有限,倒是业主叶玉桑于1908年提呈在连城街口的美芝路兴建电影戏院的建筑蓝图。早期放映电影的戏院都是大帐篷或临时建筑,后来才正式建造戏院,曼舞罗和阿布拉罕戏院也是如此,这所戏院前身或许就是梅屋放映电影之处。
百之后年后,旧建筑陆续拆毁,梨春园是仅存革命年代的戏院。梨春园的价值不单于古老的硬体建筑,它曾经是粤剧枢纽,又是辛亥革命的历史遗迹,浓郁的人文历史已成为海内外华人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

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

新加坡“氵月” 墓


近期各地掀起一股探墓热潮,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氵月” 墓碑。不久前笔者在乌敏岛也发现三座,这里就重新梳理新加坡的“氵月”墓。

初现泰山亭
在泰山亭迁坟之前,陈育崧发现俗称清无主的“氵月”墓碑,查阅《椰阴馆文存》,当时他发现的墓碑有光绪三年的卓举明/吴慈德,以及天运甲申年的谢宝满/林竹宫/王上社。这两座墓碑最常被学者引用。但翻开潘醒农1950年出版的《马来亚潮州通鉴》,在介绍泰山亭之余,也收录两张“氵月”墓碑照片,除了卓举明/吴慈德之外,还有辛巳年名为朝福的墓碑。
陈育崧是最早发现“氵月”墓的学者,他认为“氵月”是清字,意为清朝无主,大明复半,和会党有关,他们将反清复明写成反“氵月”复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指出:“大清之皇帝,仇人之首也,故不当承认其为我中国之皇帝。以故洪门中兄弟,写清比作“氵月”,是谓清无主。萧一山1935年编写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收录大量晚清天地会文件,都能看到“氵月”字,它显现对清朝的政权的不认同。
虽然陈育崧只提到三座“氵月”墓,泰山亭相信还有更多,只是未曾有系统性的记录。泰山亭在1845年正式获得东印度公司所发出的地契,是潮州人早期坟场,在1950年重新发展,即义安城现址,这些坟墓已经不复存在。

乌敏岛重新出土
不久前在无意间读到韩山元早期对乌敏岛的报道,因此萌生到岛上寻找古墓的念头,不久前独自上乌敏岛。由于部份坟场已被树林所吞没,勘察墓碑就有些困难,在长达四小时的探索当中,发现第一座“氵月”墓碑。这位墓主曾周来,卒于天运丁亥年,即1877年,墓碑没有提及祖籍。第二次岛上探索,再次发现“氵月”墓,墓主是金砂曾顺丰,墓碑上没有年份。第三次上岛,又发现海邑曾秀烈墓。彩塘镇金砂村的曾厝尾是潮州曾姓发源地,它位于潮安,旧称海邑,曾顺丰和曾秀烈都是潮州人。
翻查旧档案,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之间,本地学者曾经多次到乌敏岛进行田野考察,新加坡档案馆收藏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竟是“氵月”墓。这是光绪九年二月廿三日立碑的姓郭坟墓,当时似乎没有太多报道,因此这项发现被许多学者忽略。这意味乌敏岛至少已经发现四座“氵月”墓碑。
乌敏岛是新加坡北部第二大岛,发现岛上盛产花岗岩之后,驻扎官Church于1856年签署政令,派印度囚犯建立基地开采花岗岩,开采工作后来被华人取代。岛上也盛产木材,1851年已经建立廊坊采伐木材,后来也开辟咖啡和甘蜜种植园。华人很早在此落户,村民郭亚相在 1852年虎患中被咬死。

会党的大时代
综合泰山亭和乌敏岛的“氵月”墓碑,新加坡已发现七座,当中五座立碑年份介于1877-1887年之间。除了两座在乌敏岛的墓碑没有标明祖籍之外,其他都是潮州人,不论年代和籍贯,都和柔佛廖内的相似,这些本地区所独有特色墓碑反映一个会党的大时代。继泰山亭之后,乌敏岛是研究本地 “氵月”墓碑的重地。

林志强/图文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浅谈墓碑与历史之研究

近几年来,各地掀起一股坟墓热潮,开启了在坟场探索历史名人之风气。因本地的旧报章已经数据化,如果寻获一些报道,加上一些历史书籍辅助,弹指之间就还原个人生平或家族历史,个个貌似是专家。然而如果引入档案史料解读,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
阮添筹是个传奇性人物,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有多处提及,说他在1904年受邀出任肃亲王的法律顾问。在拼凑不同档案和报道后发现,醇亲王过境新加坡时,他代表海峡华人宣读颂词,因精通中英,中文造诣甚高,备受醇亲王欣赏,或许因此受推荐,后被肃亲王礼聘。
仔细查阅资料,他是在1902年4月28日起程北上,同年12月底回新,而非1904年。当时肃亲王任工巡总局管理大臣,主导修建王府井大街,开设商场店铺,甚至推广白话文,这些改革或许曾借鉴阮添筹的经验。阮添筹祖父是反清义士阮锡禧,逝世时留下五万元遗产,但家道不久后中落,儿子阮启昌时已无产业可分,他临终指示后人前去义兴公司索回借助兴建总会的款项。当时会党被令关闭,颜永成代表义兴将产业捐赠陈笃生医院,这层渊源促成他赞助阮添筹到英国攻读法律。阮添筹是华商阁和好学会等组织重要成员,曾参与邱菽园发起的星洲上书记,其妻是庆德会陈坤水之孙女。
尽管一些坟墓几乎是无法解开墓主生平,借助记载可以还原历史。在泰山亭挖掘坟墓之前,陈育崧发现俗称清无主的“氵月”墓碑,他认为这是清朝无主,大明复半的意思,和反清复明会党有关连。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指出:“大清之皇帝,仇人之首也,故不当承认其为我中国之皇帝。以故洪门中兄弟,写清必作“氵月”,是谓清无主。”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收录大量晚清天地会文件,都可看到“氵月”字。近年来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更多的清无主墓碑。在新加坡,日前也在荒冢发现“氵月”墓碑,这是相隔愈半世纪后重新出土。这些墓碑反映会党的分布,有助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不管研究墓碑还是历史,引入时代背景非常重要,在寻获太平天运、彪考、候明义士和多座“明墓”时,即使无法解开墓主身份,但还可了解时代原貌。墓碑不会说话,五年前寻获阮锡禧夫人墓碑,直到近期才晓得其身份,多元化原始资料有助解开疑团。武吉布朗研究成果累积越来越多,不同人研究的重叠也日益增加,各种说法越来越不一致。个人认为,宣传必须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否则只会造成更多乱象。

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氵月”墓重现乌敏岛

 “氵月”墓重现乌敏岛
过去多年长期在武吉布朗探索坟墓,在受影响坟墓挖掘之后,重心开始转移到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不久前在无意间读到韩山元早期对乌敏岛的报道,因此萌生到岛上寻找古墓的念头。原本打算和朋友一同前去探索,但因时间无法调协而未成行,不久前终于独自上乌敏岛探坟。
因地生人不熟,很大程度依靠岛上司机引路,在确定坟场位置之后,即展开在长达四小时的探索,过程中发现一座被树林淹盖的“氵月”墓碑。这位墓主曾周来,在天运丁亥年,即1877年立碑,墓碑没有提及祖籍。相隔一周之后,再次去岛上探索古墓,这次有了充足的准备,一口气寻获二十余座清代古墓。其中之一也是“氵月”墓,墓主是金砂曾顺丰,墓碑上没有年份。彩塘镇金砂村的曾厝尾是潮州曾姓发源地,曾顺丰即是潮州人。
陈育崧是最早发现“氵月”墓的学者,在泰山亭坟墓挖掘之前,他发现一些坟墓有“氵月”的特殊文字。他认为“氵月”是清字,意为清朝无主,大明复半,和会党有关,他们将反清复明写成反“氵月”复汨。泰山亭是潮州人的早期坟场,1950年重新发展,即义安成现址,这些“氵月”墓碑已不复存在。继泰山亭之后,乌敏岛将是研究本地 “氵月”墓的重地。

林志强
武吉布朗资深义工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新加坡政府宣布 清除蔡厝港八万余墓

今天早报报道,新加坡官方宣布,为了扩建登加空军基地,蔡厝港4万5500个华人坟墓,和3万5000个回教坟墓受影响,预计在2019年底被挖掘。在2014年,官方宣布清除3万5000座坟墓,目前这些坟墓已经开始挖掘,这使该地区受影响的坟墓超过11万5000坟墓。报道指出,据回教习俗,回教坟墓将被移至蔡厝港坟场的另一处。
https://m.facebook.com/1057496924342797/photos/a.1066072866818536.1073741829.1057496924342797/1454589347966884/?type=3&fs=5

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

咖啡山坟墓坍塌事件

《新明日报》在201739日报道,因挖掘汤申地铁线,咖啡山有一坟墓于34日坍塌,最初工地职员解释是因为雨天造成泥土松软,但这说法并不确实。317日的海峡时报报道,据路管局透露,这是工程人员错误判断,才导致事件发生,而34日是接到汇报的日期。
介于快乐山和史蒂文站之间的汤申线地铁在2015年动工,当中有一段穿越咖啡山坟场,因此在坟场地下挖掘隧道。多位坟山人士指出,坟墓坍塌在34日之前几天就发生,其中一位说是2月尾,最初坟墓只是出现龟裂和墓碑后倾,但承包商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直到34日,坟山人士向承包商投诉,路管局才采取行动。
路管局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提供媒体资料,反而是透过内部渠道寻找后人,《新明日报》稍后因读者提供消息,才在39日到咖啡山采访。316日,在无法联络后人之后,承包商开始拾骨并重新修复坟墓,当时棺木已经腐烂,只剩下一些遗骸重新装入一副新棺,《新明日报》报道,承包商大宇建筑公司曾在报章上刊登寻人后人启事。据坟山人士透露,后人在320日扫墓,工作人员已告知坟墓因坍塌而重修。
大宇建筑公司时候替换隧道工程人员,并在填补坟山底部空洞之后才重新开工,至今为止,路管局并未说明是否因此事追究或惩罚。
413日,笔者再度上坟山查访,发现从泛岛高速公路和坍塌坟墓之间的墓地,有貌似铲泥机之类穿行的痕迹,其中辗越一排相连的四座坟墓,造成墓丘深陷,坟墓也造成适度的损坏,其中一后人向坟墓看守者投诉。


革命烈士方次石之母

在孙中山去世的时候,蒋介石和周恩来联手攻下普宁,但随即而来的是国共之间的冲突。农军围攻普宁城,陈魁亚等在大坝九江陈氏祖祠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武装斗争而建立的县级革命政权,并发布讨蒋宣言。1926年5月5日,杨直流率部攻陷农民自由市驻地。在国共纷争之中,许多平民深受其害。因故里房屋被烧毁,方少石被迫离乡背井避祸,举家南来。方少石曾在新国民报任职,后回到故里,他积极参与革命和党务。他后来患上诸如痢疾之类病症逝世,葬在武吉布朗,育有六子念祖、荣祖、继祖、绳祖、述祖与法祖。他部分后人活跃于槟城教育界,念祖在槟城高渊培德学校,方法祖就读南侨师范学校,家族积极参与筹赈活动。方少石家族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方次石是革命烈士,方之楝、方怀南和方之桢和国民党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因此母亲庄太夫人在1936年逝世,她坟墓上的文字是由国民政府林森主席的题赐。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8784583547364&id=1057496924342797


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

墓前守卫——从翁仲锡克卫兵到国名党军人


阮翁仲原是秦始皇时的一名大力士,相传他身长1丈3尺,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后来陵墓前也有石人守卫,一律称为“翁仲”。在中式坟墓,墓前石人多是金童玉女,部份则是武将,这才真正体现翁仲本色,是为坟墓的守卫神。
1860年,英法联手进攻北京,格僧林沁率领的清朝主力在八里桥展开会战,骁勇善战的蒙古勇士以冷兵器迎战炮火,不少在阵前就义。咸丰慈禧逃往承德避难,联军入城后疯狂的抢掠,为了给清朝帝王和子民永不磨灭的记忆,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英国的印度雇佣军,即锡克卫兵,在在这次战役有着非凡的功绩。这场战役改变了中国,以西方火器取代冷兵器,是洋务运动的重心之一。在海外,锡克卫兵逐渐取代武将,成为墓前的守卫神。
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国几经困难,最终南北统一,黄埔军校的成为中国人的骄傲,逐而演变成为新一代战神。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成为墓前的守卫神,在咖啡山就有一坟墓,墓前的翁仲正是国民党军人!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咖啡山坟墓坍塌 官方下令修复

不久前在咖啡山坍塌的坟墓目前已经修好,据了解,到目前始终无法联络后人,但相信基于环境卫生问题,尸骨不宜暴露,因此官方直接下令修复坟墓工程。除了坍塌坟墓之外,其背后的坟墓也有一些破裂,承包商也一同修复,同时也举行一场宗教仪式。据了解,承包商将往生者遗骨装在一小棺木重新安葬。

以下取自坟墓资料
往生者:陈怡宽
日期 1961年11月15日
儿子:
Tan Soon Chwee 陈顺水
Tan Soon Ann 陈顺安
女儿:
Tan Siew Kim 陈秀琴
男孙:
Tan Kim Chai 陈金财,
Tan Kim Han 陈金汉
女孙:
Tan Sok Huay 陈淑花
Tan Sok Heok 陈淑叶
Tan Sok Hong 陈淑凤?






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新加坡早期“双语”教育





  现代的双语教育在新加坡已经实行几十年之久,但双语教育却可以追溯到百多年前,基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当时的教学情境和现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新加坡早期“双语”教育

说起本地早期的双语教育就会想到颜永成学校,它原名华英义塾(Anglo-Chinese Free School),创办于1885年,被视为新加坡最早的双语学校。这里就从华英说起,逐一讲述当时的书塾和学堂的“双语”教学尝试。

华人创办的义塾:以方言教中文
在书塾年代,中国的教育制度远比西方落后,本地华人开始设立英式学校。但身在异乡,文化传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以英式教育为基础,附加一堂中文课”的形式应运而生,可谓本地双语教育的雏形。

●华英义塾

左秉隆在《勤勉堂诗抄》中提及,在他任职新加坡领事期间(1881-1890),颜永成独自创办了“培兰书室”。查阅海峡殖民地蓝簿(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这家义塾最初称为“位于丹戎巴葛的义塾”(Free School at Tanjong Pagar),它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教师有Joss Simon、Rozario和Hendrick三人。
1886年12月20日《海峡时报》刊载,有鉴于丹戎巴葛139号的书室是所义塾,颜永成写信给市政厅要求豁免税务。颜永成向官府申请辅助,可是中文校名带来不便,因此于1888年改名为“华英义塾”。
当时华童报读英校非常困难,因此义塾深受欢迎,收生人数不久达到顶限,于是颜永成向官府要求拨地兴建新学校。他获得直落亚逸160号地段,新的校舍可以容纳300名学生。
颜永成先在马六甲创办华文义塾,后在丹戎巴葛创办华英义塾这所英文学校,两校学生或精通中文,或精通英文,都不能做到中英皆通。随着新校舍的建立,颜永成萌生双语教育的理念,并把位于直落亚逸的新校舍作为自己实现双语理念的平台。
据1892年10月28日《叻报》报道,扩张后的华英义塾将延聘中西名儒,兼教华英文字。时任总督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于1893年4月4日受邀主持开幕,对双语政策极表赞赏。
办学经费方面,华英义塾虽为颜永成所创办,也得到政府辅助,但由于所费庞大,仍有赖其他信托人的捐输。在总领事张振勋的支持下,颜永成联合林文庆、邱正中、陈若锦、李清渊、陈合盛、林和坂、吴丕球、林抟云、吴新科、朱星衢、陈鹏南、陈应清和黄金炎于1895年12月4日《叻报》刊登启事,召各界大力募捐,期望为学校购置产业,以租金作为学校长期运作之需。
颜永成希望,有了充裕经费,学校可聘请漳音、泉音、潮音、广音、客音教员各一人,让不同籍贯学生都能受益。不过,颜永成的宏愿似乎没有达到,尽管学校聘有两名华人教师,双语教育政策仅实行了四年。

●养正书院

新加坡最早的养正,是1892年章芳林以长子的名字创办章任宪义塾(Cheang Jim Hean Free School)。
总领事黄遵宪在为章芳林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及:“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学生徒百人,公与公子壬(任)宪独任其费。”黄遵宪所说的养正书院就是章任宪义塾。书院位于合乐路(Havelock Road),隔年被列为政府辅助学校,一度有165名学生。1902年因章任宪逝世,学校缺乏资金而关闭。
海峡殖民地蓝簿提及该校以英文授课。不过根据碑铭记载,养正书院聘有华人教师。1897年10月1日《海峡时报》报道也称,章任宪所创办的中英义塾依然蓬勃发展。有鉴于此,可以判断养正书院是一所双语学校。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地教育史上共有过三所养正。除了这所养正书院(章任宪义塾),第二所是后来设于美芝路的养正学堂,由吴寿珍、陈楚楠等人创办,校 长是晚清秀才陈观波,他也是庄希泉的老师。养正学堂最初借用合春号为校舍,后来搬到美芝路372号,它的前身是官办的甘榜格南华人英语学校。
客纳街(Club Street)的养正学校是第三所,其前身是广肇学堂。今天人们说到养正,多会想到这所。

传教士办学校:以“教会罗马字”教中文
19世纪初期,清朝对西方传教士采取敌对政策,后者纷纷以东南亚为基地,通过当地华人学习语言,等候时机前往中国传教。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这所书院不仅教授英文、中文和马来文,也是传教士休养和学习语言的场所。蒋为文在《探索台语白话字的故事》书中说道,麦思都(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1817年抵达马六甲传教,后来在英华书院负责印刷事务,于1837年出版《福建方言字典》。
当时西方传教士是采用当地语言来传授教义,他们因此设计了一套“教会罗马字”书写系统。“教会罗马字”指的是依据当地语言音调、以罗马字母为拼音媒介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拼音书写系统,俗称白话字。
“教会罗马字”最初是传教士学习语言的工具,后来在教会或教会开办学校的推动下,逐渐在本地区盛行,甚至传到中国。

●本地英华书院

本地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成立于1886年,最初设在厦门街70号,由澳汉牧师(Revd Oldham)所创办。1886年底,学校迁入福康宁山下新校舍后迅速发展,1892年收生人数超越莱佛士书院。
这是由美国美以美主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协助下开办的学校,分别招收华人和淡米尔人。学校以英华(Anglo-Chinese)和英淡(Anglo-Tamil)为名,又分为男校和女校,共有四所之多。
英华书院的双语教育实行三年后结束,所教导的中文相信就是“教会罗马字”。

●武吉知马中文白话文学校

英华不是唯一教导“教会罗马字”的学校,1893年的蓝簿出现一所武吉知马华文学校。1895年,该校改称为武吉知马中文白话学校(Bukit Timah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由库克牧师(Revd Cooke)任教。
当时官方只津贴英语和马来语学校,这位洋牧师教导的白话文,显然也是“教会罗马字”。

●清人卢赣章与“白话字”

此外,清人卢赣章大约于1875年来新加坡,在四年求学期间掌握了“白话字”(即“教会罗马字”),回到厦门鼓浪屿后以教导华人英文、洋人华文为生,闲余研究漳泉十五音。在闽南音“教会罗马字”的基础上自创拼音字,卢赣章于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从此揭开了中国的切音(拼音)字运动。
从澳汉牧师、库克牧师到卢赣章,都显示当时“教会罗马字”普遍盛行。

女子学校:新制前的“双语”尝试

19世纪末,本地华人日益重视女子教育,女子学校陆续设立。
当时中国女子教育也逐渐普及,更多女性教师南来,教育框架逐渐摆脱以英式为蓝本的模式,一些新的教育思维也开始出现。
这些改变,都跟林文庆息息相关。林文庆在英国留学时因不谙华语,无法和中国的留学生建立友情,也因讲师请他代译中文手卷,但他却没法完成,因此激发学习中文的决心。林文庆后来受邀成为华英义塾的信托人,眼见义塾变为英校,他感到中文教育的迫切,决定在家里开课教授中文,因人数不断增加,后借用为基俱乐部来授课。

●新加坡女子学校

1899年,林文庆、邱菽园、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它教导罗马化马来语、华语、英语、算术、地理、音乐和缝纫,林文庆夫人黄端琼负责教导高年级学生中文。
林文庆一直主张学习华语,不论是他或黄端琼,所教导的中文必然是华语。但在那个“教会罗马字”流行的年代,本土华人中文水平又低落,她是以何种形式教授中文至今还是个疑问。这所学校后来转为英校。

●中华女学堂

受到林文庆影响,潘春阳于1911年成立中华女学堂(Chung Hwa Girls' School),校址位于和里峇峇利路交界的登路(Tank Road)1号,学校采用中、英双轨制,即分为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每天以三个小时读华文课程,两个小时读英语。英文校长由殷爱丽丝(Alice Yin)出任,她是殷雪乔之女,殷雪村侄女。中文校长是余岱宗(又名余信芳)。她于1910年抵达新加坡,一向大力提倡兴办女校。
1912年,中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这激起本地学校制度的改革。尽管东西教育模式一体化,但因教学媒介语不同,也就出现华校和英校之分。在这个新制下,“双校”制自然无法走下去,中华女学堂遂转为华校。


双语教育最初是在英语教育体制下以方言兼授中文,这就出现重英轻华现象,而教会期望以“教会罗马字”取代汉字,教导中文其实不涉及汉字。后来林文庆引进一些新理念,他以华语取代方言或白话字,尝试平衡中英教学比重。
早期双语教育是处在摸索阶段,因各种因素不出几年就终止,但不断的尝试却是往后成功的基石。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义工只身密林探墓 坟山巧遇“候明义士”

义工只身密林探墓
坟山巧遇“候明义士”
许多人在圣诞节的长周末出国度假之际,连续几天独自上坟山探墓,不料竟在第二天巧遇候明义士沈连的坟墓。
坟山俗称公司桥,就在颜永成山的毗邻,旧时和俗称老山的新恒山亭相连,十九世纪末,土地局对新恒山亭测量并在主峰树立石墩,这里就被命名为Bukit Brown,中文则以意译称为咖啡山,后被泛岛快速公路而划为南北两边。
圣诞节早上,义工在植物园地铁站下车之后,步行约半个钟头才抵达坟山,从左边开始直上山峰后再向右折。这里因树林茂密,因此必须沿途开路,剪断横生枝桠和蔓藤,才能拍摄坟墓作为往后研究之用。经历了一个多钟头,突然遇上一大片积水区,因树叶遮掩而无法看见尽头,而这更可能是个沼泽,所以决定绕道而行,不料此时看见一座墓碑,上面有候明义士四个大字!说到候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候明神主牌,墓主是不是其中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这座坟墓是有史以来坟山最重大的发现!
此时离入口处已远,而且途中转转折折,从原处再度来此恐怕不太可能,当务之急是取出手机查看位置,再四处观察,并拍下一些明显地标,接下来就是寻找并开辟一条最近的出口处,再倒回来视察。当时墓碑半陷,因此以登山拐杖拨开泥土,终于看见墓主是沈连,卒于天运辛巳(1881)年。在往后搜寻,又在发现另一座皇明坟墓,这是南陈鉴湖,天运己卯(1879)年阳月,皇明王扬陈府君,由孝男怡立碑。由于在坟山攀纵多时,加上气候潮湿,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裤,体力也明显不支,最后决定撤离坟山。
回到家里,翻开庄钦永博士著作,发现候明义士的神主牌仅有八人,他们是陈开顺、洪如坤、盛陈来、许御胜、陈卢惜、梁福来、吴乙卯、余赠涌,仔细阅读神主牌的来历,原来它们最初供奉在义兴公司总部,但殖民地政府在十九世纪末查封秘密会社,义兴被令解散,据说在这批神主牌被弃于河流之中,后被德春号板厂主人捡起,并设龛供奉,辗转于1930年代移至社公庙。候明义士是当代义兴公司特有赐封,沈连显然和这批皇明神主牌有密切关联,他被赐封说明对反清复明做出重大贡献,神主牌似乎有资格进驻义兴,一个可能是其神主牌被河水冲走,另一可能则是家族未曾提出在义兴设龛祭拜。
说到候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候明神主牌,天运辛巳(1881)年二月十七日,孝男沈咯。
翻开庄钦永博士著作,发现候明义士的神主牌仅有八人,他们是陈开顺、洪如坤、盛陈来、许御胜、陈卢惜、梁福来、吴乙卯、余赠涌,仔细阅读神主牌的来历,原来它们最初供奉在义兴公司总部,但殖民地政府在1890年查封秘密会社,义兴被令解散,据说在这批神主牌被弃于河流之中,后被德春号板厂主人捡起,并设龛供奉,辗转于1930年代移至社公庙。候明义士是当代义兴公司特有赐封。
沈连显然在义兴公司身居要职,赐封说明他对反清复明做出重大贡献,但他的神主牌没有保留下来,一个可能是当时已被河水冲走,另一可能则是家族未曾提出在义兴设龛祭拜。
社公庙的前身是义兴公司的总部,里头供奉许多领袖的神主牌,后来殖民地政府查禁私会党,义兴正式解散,部分转移到柔佛,另外一些转为地下组织,这些神主牌后来被弃置于加冷河,但被冲上河岸,后来被人捡起供奉,之后安置于公社庙。在百多座神主牌当中,有73座冠有皇明义士、侯明义士或扶明将军等号衔,在48位注明死亡年份的神主牌当中,有46位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失败之后不久去世。太平天运失败之后大量起义者南来带动这股反清意识,但一代人的时间就逐渐转淡。